2018年9月14日下午3点，我校廖七一教授应邀前往广西民族大学，为外国语学院师生做了题为“严译术语为何被日语译名取代”的学术讲座。此次讲座由著名翻译理论家、广西民族大学“相思湖讲席教授”谢天振先生主持，外国语学院的教师与学生参加了讲座。

谢天振教授介绍说，廖七一教授长期从事翻译研究，多年来发表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在翻译界和外语界产生了重大影响，对理论建构做出了很大贡献；此外，廖教授翻译史研究也卓有成就，在多个专题研究领域有着自己独到的探索，对我们进行学术研究深有启发。

廖七一教授表示，从八九十年代起，自己向国内介绍西方翻译理论；后来意识到，理论固然重要，终究还是工具，研究的终极目标并不是理论；理论的应用在于解决问题，只有如此，才能与西方知识界展开平等对话。2000年以后，廖教授主要研究如何解决中国特殊的翻译问题。

本次讲座的问题，就是“严译术语为何被日语译名取代”。严复的翻译在晚清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，苦心孤诣创立了许多术语概念的译名。但是这些术语大多数被日语译名取代，未能沿用下去。

要论译名精确、理据的充分，严复的译名具有相当优势。那么为什么国人没有接受严复的译名而沿用日语译名呢？廖七一教授认为，日语译名与汉语的兼容性、当时中日文化交流的骤然繁荣、日本化的教育体制与知识体系在中国的盛行，最终导致了西方概念通过日语借词进入中国。

首先，日语借词与汉语存在天然联系，使得日语借词很容易被现代汉语吸收，为日语借词的使用制造了有利的条件。其次，甲午战争之后的1998年到190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中日文化交往的重要十年：清政府鼓励国人留学日本；日本政府也积极回应，为留日的中国学生创造有利条件。借自日语的术语译名取代中国学者和传教士创制的术语，其过程和时间与留日学生的学习、翻译等活动存在对应与平行关系。第三，中国教育体制的日本化、新式学堂的建立、日本教师的引进、日本教材的译介、工具书则进一步规范和统—，都是促成日语语汇进入中国的重要因素。

讲座最后，廖七一教授总结，术语的创制与流通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，外来语的创制与流通并无必然联系，流通更多涉及接受语境，特别是翻译批评话语。

对于廖七一教授的讲座，谢天振教授幽默地用“小题大做”这一成语，从褒义的意义上进行评论，认为廖教授从“小问题”中看到“大道理”，为大家提供了值得学习的样板。廖教授的思路，对我们认识翻译的本质和特点、有效文化交流的因素、中华文化走出去等问题具有很多启发意义。

接着是长达近一个小时的互动环节，在座的各位师生纷纷向廖七一教授提问，积极探讨和交流，气氛非常活跃。

外国语学院的师生纷纷表示，他们在讲座中学到了很多，受益匪浅。